汉口东正教堂

阿列克桑德聂夫堂（亦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Церковь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Alexander Nevsky Church, Wuhan

矗立于武汉鄱阳街与天津路交界处的汉口东正教堂，是一座极具特色的俄式建筑。作为武汉现存唯一的东正教堂，它不仅在本地独树一帜，更是目前俄罗斯本土之外最古老的俄国东正教堂之一。在过去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中，这栋带有青绿色洋葱头穹顶的老建筑，无声地见证了近代“东方茶港”的繁华起落，也沉淀了无数关于异国侨民、精神信仰与时代变迁的传奇故事。它如同一块活化石，至今仍默默诉说着一段沉重而绵长的历史。

我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到访这个教堂的。教堂位于汉口鄱阳街48号，离轻轨大智路站很近。如今，附近的地段被开发得很好，是个非常热闹的商业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天气很好，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旅客在附近散步、观光。教堂被一段围墙围着，周遭是很精美典雅的草坪。当我穿过围墙驻足凝视，这座典型的近代新拜占庭风格建筑在细节上更显精致。相较于几百米外喧嚣的商业步行街，这里倒平添了几分静谧。建筑很有特色，氛围感也不错，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打卡，其中甚至还有不少人带着相机。我也拍了许多照片。这样的好天气在武汉是颇为难得的。天很蓝，教堂墙体的雪白与之相互映衬，更显得大气端庄。

这是一座典型的近代新拜占庭风格东正教单体教堂建筑。它整体呈轴对称布局，墙面由白漆粉刷，底部由灰色花岗岩石块砌筑。教堂的最顶部是一个精美的金色“洋葱头”圆顶，其上竖立着带有斜横木的金色东正教十字架；圆顶下方为绿色的八角帐篷顶，并连接着开有圆拱采光窗的穹鼓。建筑立面由巨大的半圆形连拱构成主体轮廓，正门采用了多层向内收进的透视拱门设计，门上方并排开有两扇细长的圆拱矩形窗。整座建筑坐落于数级宽阔的石阶之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显得挺拔而圣洁。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在这份精心维持的辉煌背后，隐藏着这幢教堂沉重而又曲折的百年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俄国商人来华，东正教逐步传入中国。1861年，英国在汉口开辟租界，租界内各种公社设施日益发展完善。俄国茶商在其间看到了商机，遂自1873年起，陆续将数家砖茶场迁来汉口。与此同时，随着茶商的发展，大量俄国人来汉定居，而在汉俄国人均信奉东正教，亟需教堂满足其正常宗教生活。

于是，在1876年，经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批准后，俄罗斯茶商彼得·波特金在汉口建立了东正教堂。1885年，另一名茶商伊凡诺夫又将其改建为一座正式教堂，并且命名为阿列克桑德聂夫教堂（亦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由于当时俄国租界尚未开辟，这座教堂便落成在汉口英租界。

那时的汉口，商贸繁荣，聚集了大量的俄国茶商，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茶叶贸易枢纽之一，享有“东方茶港”之美誉。也正因为如此，1891年3月11日，俄皇太子（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沙皇）访汉。他除了主持新泰砖茶厂庆典之外，还特意莅临东正教教堂参加盛大的宗教活动，亲自听取讲道并做礼拜。

在1885年至1895年间，汉口东正教堂正处于草创阶段，堂内并无固定且专职的神父（神品）主持。当时，汉口的东正教活动极具季节性，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教会最为盛大的节日，当地信众都必须特地向远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总会发出请求，委派神职人员临时来到汉口，为信徒们主持短暂的宗教仪式。

这种境况直到1896年才迎来了转折。这一年，俄国东正教总会教务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委派沙士丁神父来到汉口，汉口东正教堂终于有了专职司祭，地方教务开始步入常态化和正规化的轨道。随着教务的平稳更迭，到了1904年，总会又委派了康德拉司契乙作为第二任司祭来汉接班。

据汉口东正教堂统计，从1904年至1956年间，在该堂领洗（领受洗礼）的俄籍人员计160人，行婚配圣事（婚礼）的60人，行终撒圣事（丧礼）的95人。在所有神父中，任职较长的有2人，一位是从1908至1924年任职的阿德利昂神父，在他任职期间，汉口东正教曾办有俄国小学与七年制中学各一所（均在今黎黄陂路小学内）。另一位是从1938年至1955年任职的末任俄籍神父弗拉基米尔·牙古舍夫。

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国际局势的变迁，汉口东正教堂的命运急转直下。1954年，为了响应中国政府关于宗教“独立自主”的方针，苏联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决定将在华的全部不动产移交给刚刚成立的“中华东正教会”。次年（1955年），在该堂服务了17年的末任俄籍神父弗拉基米尔·牙古舍夫启程回国。此时，昔日繁华的俄侨社区已基本解体，留在汉口的信徒仅剩30余人，且多为早已本土化的阿尔巴津人（俄罗斯族）后裔。

在俄籍神职人员撤离后，汉口东正教堂的教务重任落在了两位中国籍（阿尔巴津人后裔）神父身上：老神父尼基塔·杜弼宁（Fr. Nikita Du Bining）及其子频纳·杜恩盛（Fr. Pinna Du Ensheng，又名德树志）。这对父子成为了这座教堂最后的守夜人。1958年，席卷全国的宗教制度改革浪潮波及武汉。杜恩盛神父被迫参加了武汉市宗教界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加之教徒流失殆尽、经费枯竭，杜恩盛不得不做出妥协，申请停止东正教的独立活动，并被安排参加基督教的联合礼拜。至此，汉口东正教堂作为独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历史在事实上已宣告终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汉口东正教堂被正式查封，建筑被改作仓库使用。在此期间，教堂内留守的神职人员成为了政治运动的打击目标。1967年，老神父杜弼宁遭到了红卫兵的公开批斗。因拒绝放弃信仰，他被红卫兵押到教堂，目睹圣物被红卫兵当场砸毁。在这过程中，杜弼宁神父突发心脏病猝死。随后，杜弼宁之子杜恩盛神父也遭到了隔离审查与批斗，被扣上了政治帽子，并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在持续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下，杜恩盛于1970年因病去世。

改革开放后，由于汉口东正教社群在历次政治运动后已完全解体，当地既无神职人员也无稳定的本土信众，该教堂也就未能如同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场所一样恢复宗教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堂建筑的产权名义上由国家单位管理，延续了文革以来的世俗用途，继续作为日杂货栈和仓库使用。

此后，在早期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教堂的世俗化利用更趋混乱。该建筑举办房地产交易展、用作酒吧，内部管理和使用状况混乱不堪。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汉口东正教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规章和法律层面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然而，在实际执行上，教堂建筑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一直无人问津、残破不堪，破坏非常严重，甚至一度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就在这座老建筑几乎要在市井的喧嚣中消磨殆尽时，命运却以一种宏大的双边政治叙事，将其从废墟边缘拉了回来。

2013年，随着中俄两国签署《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议定书》，该建筑作为中俄“万里茶道”历史与文化交流的象征，突然间又重获关注。这座在本地遗忘多年的废弃残迹，因其在“万里茶道”地缘历史中的唯一标本价值，随即被赋予了全新的双边高级别合作使命，转而进入了由国家外交主导的抢救序列。在随后的2014至2015年间，地方政府对教堂开展了高效的全面整修，彻底清除了周边的违章搭建与世俗业态，并依据历史图像档案进行了全方位的修缮与风貌复原。这座在风雨中飘摇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堂，终于在此时得到的应有的保护与修复。

修复竣工后的汉口东正教堂也未再恢复任何宗教功能。目前，该建筑作为中俄交流中心、历史文化展览馆以及市民拍摄婚纱照的网红文化地标向公众开放。

从外表来看，这栋教堂被修复得很好。与旧照片的对比中，教堂墙体的颜色有着较大的变化。本世纪十年代初期的影像记录显示，教堂的墙体呈现出粉色与淡黄色，而如今历经修缮，墙体已复原为青绿与雪白。除此之外，还似乎复原了原先独具特色的洋葱头穹顶，这大抵也是2013年文保修缮的成果。幸运的是，根据相关原始照片可以看出如今修复后的教堂整体结构和最原始时候大抵是相差无几，但受制于早期黑白照片的局限，难以定论今日的色彩是否完全忠实于原貌。考虑到教堂在历史变迁中曾多次被粉刷覆盖、原漆层剥蚀严重，近年的修缮工作，大概率是让教堂回归了其历史原貌，这也是最值得庆幸的。

然而，这种因外貌复原而生的庆幸，在我进入教堂大门的那一刻，便被巨大的失落感所击碎。走进教堂内部，往昔作为信仰核心的圣像壁、蜡烛台等宗教陈设早已被清理。这里如今不再举办常规的宗教圣事活动，甚至也没有相关的文物陈列。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排排整齐却略显单调的宣传展板。展板中，通篇讲述着近代汉口茶贸的繁荣以及如今中俄双边政治经济合作的紧密图景，但在这条精心编排的历史线索里，建国后东正教文化在本土的式微，以及那段时期宗教群体所经历的坎坷与冲击，却被悄然略过、只字未提。不仅如此，在这叙事中，甚至连这栋建筑最初、最本源的宗教属性与圣徒背景，也被刻意回避着。虽然这座建筑作为历史符号被完好地保留并修缮，但其昔日所承载的信仰与神圣感，如今已在关于经贸合作的世俗叙事中被悄然置换。

这种叙事层面的刻意失明，在此刻竟表现得颇为黑色幽默——这座为了安奉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建、曾长年回荡着东正教圣歌的建筑，在今日的展板上，被小心翼翼地过滤成了一张“中俄茶叶贸易”与“万里茶道”的文化名片，仿佛当年那些虔诚的俄国侨民不远万里修建这座宏伟的洋葱头穹顶，纯粹是为了寻找一个优雅的品茶和盖章打卡地。

纵观这些古迹的修缮工作，当局对于此类教堂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出于城市建设文物保护的考量，政府大力出资保护修缮历史遗留教堂；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认宗教的重要意义，将其泛化为文化等空泛概念，并试图极力掩饰宗教团体的存在与历史。这种面对历史宗教古迹的矛盾心态，本质上反映了权力在面对历史遗产时的焦虑与精算：它既渴望吸纳历史建筑所附带的文化尊荣与外交红利，又必须时刻防范其背后异质性信仰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解构。于是，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汉口东正教堂，只留下了一个完美而空洞的华丽外壳，其真正的灵魂与痛苦的历史，早已被永久地封存隐藏。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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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 Railway” section is the surviving Thai segment of the Burma-Thailand Railway. It was constructed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ied POWs and Asian laborers forced into labour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s a surviving relic of that era, it witnessed the loss of over 100,000 lives under brutal conditions, earning its grim name. A product of forced labour, this railway is now regarded as the most heart-wrenching historical lega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Hexie HXD3C (Harmony HXD3C Electric Locomotiv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locomotive models on China Railway. It is widely used for both freight and passenger transport on major trunk lines. These locomotives are incredibly common on standard-speed lines. This photo is among the very first railway images I ever captured.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it was taken on the platform of Tianmen Nan Zhan (Tianmen South Railway Station).

和谐HX3C电力机车 是中国铁路的常见电力机车车型之一，被广泛用于中国干线铁路的货运及客运。这种机车在普速线路中可以说非常普遍了。这张照片几乎是我最早拍摄的铁路机车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照片拍摄于天门南站站台。

That wa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going out for railway photography, and I must say the results turned out quite well. The train attendants were very friendly, and I managed to capture many shots.

The two photos below were taken on the platform during my return journey, and they are among the shots I’m most satisfied with.

当时算是我第一次外出拍火车，但不得不说效果还算是不错的。列车乘务员很友善，我拍了很多照片。

下面两张照片则是我在回程站台上拍的，算是我比较满意的照片了。

蓝拱门研究所-武汉英中轨道交通社特约评论员乌舟

据2026年4月1日武汉地铁官方宣布，为提升站点密度，扩大地铁站点覆盖率，武汉地铁决定将12号线江北段进行线位调整。其中，原先设在建设大道和汉西路交叉处、和3号线换乘的双墩站，现更改位置至西北方向800米处的汉西三路上，并另取站名“武汉英中”站，汉西路南至汉西路北站区间亦更改线位，沿汉西路→建设大道→汉西一路→汉西三路方向铺设。另在汉西一路和汉西三路交叉处增加新站点“汉西一路北”站，以适配周边居民区和该居民区内的重要生活物资采购地——山姆会员超市之间的大量通勤客流。

刚装好了又废置另外重建？官方表示：仅为现有资源的重新分配，绝非浪费

为适应新“武汉英中”站至汉西路北站区间的转弯半径，另外由于12号线在江南段对客流量预测模型做出的下调，12号线编组拟更改为4L编组，远期扩充为两列4L重联的8L编组。先前已在建设中的汉西路南-双墩-汉西路北区间，现暂停建设，并在远期将已经部分完工的站体移交至规划中的14号线；先前已经在江南段铺设完毕的站台屏蔽门，将在本月内开始重新按照L型列车的车门排布方式重新铺设屏蔽门。

此次公布的调整方案引发了一些争议。武汉市民徐（甲）先生在一个本地论坛的武汉地铁官方账号下吐槽自己的不满：“屏蔽门刚装好就拆了换，连洞都挖好了，怎么又突然重新挖个洞，先前订购好的列车也直接搁置不用了，这不是对财政预算的铺张浪费吗？”对此，官方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屏蔽门将尽量使用原先装好的一批，只是对排布方式的更改；至于无法匹配L车长度的部件，以及现时已经订购好的79列12号线列车，将修改纹路设计并留存用于未来规划中的9号线、14号线，因为这些线路仍然是A车的编组。先前已经掘进完毕的原汉西路南→双墩→汉西路北区间，也将移交给未来的14号线，远期来看并无所谓‘废弃隧道’。”

“交而不换”争议再起 武汉地铁重申立场

如前文地图所示，更改线位以后的12号线将无法在硚口区直接换乘3号线。武汉地铁预计将采取与武汉站、武昌站类似的措施，在新“汉西一路北”站和汉西一路、双墩站之间设置特殊闸机进行站外“虚拟换乘”，即出站30分钟内在指定换乘车站进站可享受连续计费，从费用上仍与站内换乘相同。然而，由于此前12号线已经存在9处出站换乘或交而不换，市民的质疑声仍在不断涌现。

本社采访到了市民汪先生，其表示，曾亲自步行走过该路段，并预测修改后的新线位将导致12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时间长达17分钟；另一位市民叶先生也表示，此次修改仍有“降本降效之嫌”。对此武汉地铁回应，将和美团达成协议，在这些站点加大共享单车投放力度，缩短换乘时长，满足市民的“最后一公里”需求。至于“降本降效”的质疑，武汉地铁再次重申，修改的初衷是为了扩大站点覆盖密度，使得更多武汉市民能够享受到“家门口的地铁站”的便利。

武汉英中恐成最大赢家？

武汉英中高一学生徐（乙）同学表示：“我们以后上学、买东西会方便不少。这次调整可能是为了响应英中‘苹果学校和苹果超市一线牵’的号召。”

声明：本社意见不代表武汉地铁官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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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愚人节快乐！

本文纯属虚构，仅供娱乐。

放学回家，我看到我的书桌上正躺着一个EMS信封。正当我如同往常一样把这个信封放到一旁时，我才发现这个信封与往常有些不同，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是个来自台湾的邮件。再一看，寄件人栏里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这才想起我一个月前给整活台湾（中華民國）国民党寄去的信。信中，我特意采用了偏向旧式的文体，以一个“沦陷区”的高中生视角言辞恳切写去了一封信，表达我对于三民主义的认同。在信的最后，我还顺带请求他们给我一面青天白日旗。

拆开大的信封，里面还套着一个小信封，我打开念起信来。

███同學 鈞鑒：

來函敬悉。承蒙來信分享個人求學經歷與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之關懷，並表達對中國國民黨歷史發展及三民主義理念之關注與認同，字裡行間誠摯懇切至為感佩。

青年關心歷史、關懷民族與社會發展，向為國家未來之所繫。來信中所述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期盼，以及期望在共同歷史文化基礎上促進理解與交流之願景，殊值肯定。

關於來函所提致贈本黨黨旗乙事，隨函附贈一面，以資留念，並期盼藉此表達對青年關心歷史與公共事務之鼓勵。

敬祝

學業精進　前程順遂

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

2026 年 3 月

随信附着的，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

不得不感慨，国民党还是真的舍得啊，不但满足我的愿望寄了面青天白日旗，还给弄了个EMS寄过来的。

我先前有给多国政要写给信，找他们要签名照。但由于邮路漫漫，玩了快一年，也不过就收到寥寥几张照片，多数是石沉大海（有可能是我没收到吧），或是婉拒了我的请求。但这次，着实令我欣喜无比：仅仅一个月不到就收到了回信。更令我意外的是，竟然还特地寄了EMS而不是普通的挂号信，这个是从没有过的。

除了信的包装形式，里面文笔，还是挺值得推敲的。这是封很优雅的公务书函，里面的用词也偏向文言，像是“鈞鋻”这种词汇，大陆怕已经很少用到了。阅读这种文段，有种别样的美感。同时，这种信笺的背景也挺耐看的，看着挺有一种复古的感觉（确实是民国来的倒是）。

不过，有个点倒挺值得吐槽。这面旗子，连边都没有裁剪整齐，这着实有些草台班子了。

Anyway，我倒是还比较满意的。从3月1日寄出，到3月20日收到回信，中间连短短一个月都没到。不得不感慨这过程中的邮路，不仅是回信的高效，还有邮路的顺利。在如今国际邮件常常莫名其妙扣留延误的今天，这种机会实在难得。

这个博客到现在差不多也是建起来了。我目前的计划是一周到两周一更，但上周末因为我生病就暂停了。不过后续我还是争取能够坚持写下去，不管写些什么吧，反正能更新下去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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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推行电子签的今天，我有幸保留了这一张柬埔寨贴纸签证。

虽然柬埔寨贴纸签的做工略显粗糙，但内容设计依然十分用心。背景采用了淡绿与橙色交织的底纹：绿色象征着自然资源与农业繁荣，橙色则代表了佛教信仰与皇室尊贵。左侧显眼位置印有银色国徽，既是主权的象征，也是签证防伪的核心。右侧底纹则勾勒出柬埔寨标志性的吴哥窟（Angkor Wat）图案，承载着高棉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坚韧与辉煌。尤为难得的是，签证信息至今仍保留着手写形式，虽然这在如今看上去有些过时，但这种特殊的形式反而赋予了它一份别样的纪念意义。签证左下角盖有柬埔寨王国的红色官方印章，内嵌高棉文与国徽纹样。此份签证由 Hor Dolla 签发，其职衔为负责领事事务的一等秘书（First Secretary In Charge of Consular Affairs），代表了这份签证经过了该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审核。

随着柬埔寨签证系统全面推行电子化，这种传统贴纸签正在步入“绝版倒计时”，这也让手中的这份签证更具稀缺性与收藏价值。

几天前，我有幸到访厦门。此行最令我激动的，便是亲眼一睹对岸那面著名的标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为了这八个大字，我专门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海上。从和平码头登船，就可开始“海上看金门”的航程。游轮掠过鼓浪屿、双子塔和厦门大学，最终停靠在距离大担岛仅数海里的水域。站在甲板上远眺，金门大担岛上的旗帜与标语轮廓分明。岛屿最高处，那面青天白日旗正随风飘扬，标记着这片由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土地。旗帜旁，白墙红字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那天天气晴朗，肉眼虽能看清海岛，可惜我未带望远镜，只留下了几张模糊的远景，心中难免有些遗憾。

第二次，我来到了黄厝沙滩——那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地方。相比第一次的晴空万里，那天天气阴沉，海面被浓重的雾笼罩。沙滩上立着几台高倍观景望远镜，我凑近镜头，试图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寻找那个坐标。透过望远镜，模糊的岛影突然在视野中放大，那个标语再一次映入眼帘。受限于手机镜头对焦的局限，拍出来的照片并不算通透，但在那一刻，那种“跨越禁区”的视觉冲击力却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这面心战墙极具规模，高3.2米，宽达20米，自1986年起便矗立在多山的北山之巅，距离我脚下的厦门岛仅约4.4公里。在两岸对峙的峥嵘岁月里，墙上的霓虹灯每晚7点至9点会准时点亮，在黑夜中释放着无声的“心战喊话”。光阴流转，这道曾经的军事防线，如今已化作跨越海峡的历史见证，静默地诉说着两岸从对抗走向和平的沧桑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八二三炮战”期间，大担岛这片面积仅 0.79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落弹冠军”。据统计，在激烈的炮战中，该岛承受了超过 10 万发炮弹的轰击。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米的土地上都要落下数枚炮弹。

连绵的炮火几乎将岛上的植被完全摧毁，甚至连坚硬的岩石都被炸成了酥粉。官兵们只能躲在深埋地下的坑道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坚守。这种高压对峙的极端环境，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了 1979 年两岸正式停火。

随着时代的更迭，硝烟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白热化的“宣传战”。1986年，大担岛北山之巅修建了这面高3.2米、宽20米的三民主义标语墙，在那个对抗余晖未散的年代，它像一面巨大的旗帜直抵厦门家门口。除了醒目的文字，岛上还曾设有著名的“大胆广播站”。在两岸尚未通航的年代，巨大的扩音器每天越过海峡，向厦门播放新闻以及邓丽君那温柔的歌声。这面墙上的霓虹灯曾每晚准时点亮，在黑暗的海面上释放着无声却有力的“心战喊话”。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那些广播喇叭才最终停止播音，取而代之的则是和平年代旅游产业的发展，吸引着大陆无数慕名而来打卡的游客。

然而，现实的海面似乎愈发汹涌。近年来，两岸局势再度陷入冰点，那条曾经模糊的‘中线’如今频繁被战机的轰鸣和舰艇的对峙打破。就在此不远处的这片海域，原本平静的渔火时常被军事演训的阴影笼罩。

看着那面矗立了近四十年的标语墙，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寒意：当年那些为了‘心战’而设的霓虹灯早已熄灭，但两岸近年之间的心墙却似乎越筑越高。四十年前，人们在这里用高音喇叭和巨型字牌对峙；四十年后，我们是否又在走向另一个剑拔弩张的轮回？当和平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站在黄厝沙滩上的这份‘远眺’，便少了几分游览的轻松，多了一份沉重的祈愿——愿这片海，终能归于纯粹的蔚蓝。

This is the photos I took through a telescope in Xiamen. In this pictures, the iconic “Psychological Warfare Wall” of Dadan Island (also known as Bold Island) comes into view. Standing amidst lush green hills, the eight red characters “Unify China 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stand out strikingly against the white background, facing the shimmering waters of the Xiamen sea.

This psychological warfare wall is grand in scale, standing 3.2 meters high and stretching 20 meters wide. Built in 1986 on the northern hills of Bold Island, it is located only about 4.4 kilometers from the opposite shore of Xiamen Island. During the era of cross-strait confrontation, the wall was equipped with neon lights that lit up every night from 7:00 PM to 9:00 PM as part of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messaging directed at the mainland.

Once a military frontline, this wall has now become a historical witness across the strait, silently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confrontation to peace between the two si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