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圣地到茶道名片
汉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的百年变迁
汉口东正教堂
阿列克桑德聂夫堂(亦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Церковь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Alexander Nevsky Church, Wuhan
矗立于武汉鄱阳街与天津路交界处的汉口东正教堂,是一座极具特色的俄式建筑。作为武汉现存唯一的东正教堂,它不仅在本地独树一帜,更是目前俄罗斯本土之外最古老的俄国东正教堂之一。在过去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中,这栋带有青绿色洋葱头穹顶的老建筑,无声地见证了近代“东方茶港”的繁华起落,也沉淀了无数关于异国侨民、精神信仰与时代变迁的传奇故事。它如同一块活化石,至今仍默默诉说着一段沉重而绵长的历史。
我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到访这个教堂的。教堂位于汉口鄱阳街48号,离轻轨大智路站很近。如今,附近的地段被开发得很好,是个非常热闹的商业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天气很好,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旅客在附近散步、观光。教堂被一段围墙围着,周遭是很精美典雅的草坪。当我穿过围墙驻足凝视,这座典型的近代新拜占庭风格建筑在细节上更显精致。相较于几百米外喧嚣的商业步行街,这里倒平添了几分静谧。建筑很有特色,氛围感也不错,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打卡,其中甚至还有不少人带着相机。我也拍了许多照片。这样的好天气在武汉是颇为难得的。天很蓝,教堂墙体的雪白与之相互映衬,更显得大气端庄。
这是一座典型的近代新拜占庭风格东正教单体教堂建筑。它整体呈轴对称布局,墙面由白漆粉刷,底部由灰色花岗岩石块砌筑。教堂的最顶部是一个精美的金色“洋葱头”圆顶,其上竖立着带有斜横木的金色东正教十字架;圆顶下方为绿色的八角帐篷顶,并连接着开有圆拱采光窗的穹鼓。建筑立面由巨大的半圆形连拱构成主体轮廓,正门采用了多层向内收进的透视拱门设计,门上方并排开有两扇细长的圆拱矩形窗。整座建筑坐落于数级宽阔的石阶之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显得挺拔而圣洁。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在这份精心维持的辉煌背后,隐藏着这幢教堂沉重而又曲折的百年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俄国商人来华,东正教逐步传入中国。1861年,英国在汉口开辟租界,租界内各种公社设施日益发展完善。俄国茶商在其间看到了商机,遂自1873年起,陆续将数家砖茶场迁来汉口。与此同时,随着茶商的发展,大量俄国人来汉定居,而在汉俄国人均信奉东正教,亟需教堂满足其正常宗教生活。
于是,在1876年,经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批准后,俄罗斯茶商彼得·波特金在汉口建立了东正教堂。1885年,另一名茶商伊凡诺夫又将其改建为一座正式教堂,并且命名为阿列克桑德聂夫教堂(亦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由于当时俄国租界尚未开辟,这座教堂便落成在汉口英租界。
那时的汉口,商贸繁荣,聚集了大量的俄国茶商,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茶叶贸易枢纽之一,享有“东方茶港”之美誉。也正因为如此,1891年3月11日,俄皇太子(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沙皇)访汉。他除了主持新泰砖茶厂庆典之外,还特意莅临东正教教堂参加盛大的宗教活动,亲自听取讲道并做礼拜。
在1885年至1895年间,汉口东正教堂正处于草创阶段,堂内并无固定且专职的神父(神品)主持。当时,汉口的东正教活动极具季节性,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教会最为盛大的节日,当地信众都必须特地向远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总会发出请求,委派神职人员临时来到汉口,为信徒们主持短暂的宗教仪式。
这种境况直到1896年才迎来了转折。这一年,俄国东正教总会教务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委派沙士丁神父来到汉口,汉口东正教堂终于有了专职司祭,地方教务开始步入常态化和正规化的轨道。随着教务的平稳更迭,到了1904年,总会又委派了康德拉司契乙作为第二任司祭来汉接班。
据汉口东正教堂统计,从1904年至1956年间,在该堂领洗(领受洗礼)的俄籍人员计160人,行婚配圣事(婚礼)的60人,行终撒圣事(丧礼)的95人。在所有神父中,任职较长的有2人,一位是从1908至1924年任职的阿德利昂神父,在他任职期间,汉口东正教曾办有俄国小学与七年制中学各一所(均在今黎黄陂路小学内)。另一位是从1938年至1955年任职的末任俄籍神父弗拉基米尔·牙古舍夫。
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国际局势的变迁,汉口东正教堂的命运急转直下。1954年,为了响应中国政府关于宗教“独立自主”的方针,苏联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决定将在华的全部不动产移交给刚刚成立的“中华东正教会”。次年(1955年),在该堂服务了17年的末任俄籍神父弗拉基米尔·牙古舍夫启程回国。此时,昔日繁华的俄侨社区已基本解体,留在汉口的信徒仅剩30余人,且多为早已本土化的阿尔巴津人(俄罗斯族)后裔。
在俄籍神职人员撤离后,汉口东正教堂的教务重任落在了两位中国籍(阿尔巴津人后裔)神父身上:老神父尼基塔·杜弼宁(Fr. Nikita Du Bining)及其子频纳·杜恩盛(Fr. Pinna Du Ensheng,又名德树志)。这对父子成为了这座教堂最后的守夜人。1958年,席卷全国的宗教制度改革浪潮波及武汉。杜恩盛神父被迫参加了武汉市宗教界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加之教徒流失殆尽、经费枯竭,杜恩盛不得不做出妥协,申请停止东正教的独立活动,并被安排参加基督教的联合礼拜。至此,汉口东正教堂作为独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历史在事实上已宣告终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汉口东正教堂被正式查封,建筑被改作仓库使用。在此期间,教堂内留守的神职人员成为了政治运动的打击目标。1967年,老神父杜弼宁遭到了红卫兵的公开批斗。因拒绝放弃信仰,他被红卫兵押到教堂,目睹圣物被红卫兵当场砸毁。在这过程中,杜弼宁神父突发心脏病猝死。随后,杜弼宁之子杜恩盛神父也遭到了隔离审查与批斗,被扣上了政治帽子,并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在持续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下,杜恩盛于1970年因病去世。
改革开放后,由于汉口东正教社群在历次政治运动后已完全解体,当地既无神职人员也无稳定的本土信众,该教堂也就未能如同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场所一样恢复宗教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堂建筑的产权名义上由国家单位管理,延续了文革以来的世俗用途,继续作为日杂货栈和仓库使用。
此后,在早期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教堂的世俗化利用更趋混乱。该建筑举办房地产交易展、用作酒吧,内部管理和使用状况混乱不堪。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汉口东正教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规章和法律层面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然而,在实际执行上,教堂建筑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一直无人问津、残破不堪,破坏非常严重,甚至一度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就在这座老建筑几乎要在市井的喧嚣中消磨殆尽时,命运却以一种宏大的双边政治叙事,将其从废墟边缘拉了回来。
2013年,随着中俄两国签署《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议定书》,该建筑作为中俄“万里茶道”历史与文化交流的象征,突然间又重获关注。这座在本地遗忘多年的废弃残迹,因其在“万里茶道”地缘历史中的唯一标本价值,随即被赋予了全新的双边高级别合作使命,转而进入了由国家外交主导的抢救序列。在随后的2014至2015年间,地方政府对教堂开展了高效的全面整修,彻底清除了周边的违章搭建与世俗业态,并依据历史图像档案进行了全方位的修缮与风貌复原。这座在风雨中飘摇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堂,终于在此时得到的应有的保护与修复。
修复竣工后的汉口东正教堂也未再恢复任何宗教功能。目前,该建筑作为中俄交流中心、历史文化展览馆以及市民拍摄婚纱照的网红文化地标向公众开放。
从外表来看,这栋教堂被修复得很好。与旧照片的对比中,教堂墙体的颜色有着较大的变化。本世纪十年代初期的影像记录显示,教堂的墙体呈现出粉色与淡黄色,而如今历经修缮,墙体已复原为青绿与雪白。除此之外,还似乎复原了原先独具特色的洋葱头穹顶,这大抵也是2013年文保修缮的成果。幸运的是,根据相关原始照片可以看出如今修复后的教堂整体结构和最原始时候大抵是相差无几,但受制于早期黑白照片的局限,难以定论今日的色彩是否完全忠实于原貌。考虑到教堂在历史变迁中曾多次被粉刷覆盖、原漆层剥蚀严重,近年的修缮工作,大概率是让教堂回归了其历史原貌,这也是最值得庆幸的。


然而,这种因外貌复原而生的庆幸,在我进入教堂大门的那一刻,便被巨大的失落感所击碎。走进教堂内部,往昔作为信仰核心的圣像壁、蜡烛台等宗教陈设早已被清理。这里如今不再举办常规的宗教圣事活动,甚至也没有相关的文物陈列。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排排整齐却略显单调的宣传展板。展板中,通篇讲述着近代汉口茶贸的繁荣以及如今中俄双边政治经济合作的紧密图景,但在这条精心编排的历史线索里,建国后东正教文化在本土的式微,以及那段时期宗教群体所经历的坎坷与冲击,却被悄然略过、只字未提。不仅如此,在这叙事中,甚至连这栋建筑最初、最本源的宗教属性与圣徒背景,也被刻意回避着。虽然这座建筑作为历史符号被完好地保留并修缮,但其昔日所承载的信仰与神圣感,如今已在关于经贸合作的世俗叙事中被悄然置换。
这种叙事层面的刻意失明,在此刻竟表现得颇为黑色幽默——这座为了安奉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建、曾长年回荡着东正教圣歌的建筑,在今日的展板上,被小心翼翼地过滤成了一张“中俄茶叶贸易”与“万里茶道”的文化名片,仿佛当年那些虔诚的俄国侨民不远万里修建这座宏伟的洋葱头穹顶,纯粹是为了寻找一个优雅的品茶和盖章打卡地。
纵观这些古迹的修缮工作,当局对于此类教堂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出于城市建设文物保护的考量,政府大力出资保护修缮历史遗留教堂;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认宗教的重要意义,将其泛化为文化等空泛概念,并试图极力掩饰宗教团体的存在与历史。这种面对历史宗教古迹的矛盾心态,本质上反映了权力在面对历史遗产时的焦虑与精算:它既渴望吸纳历史建筑所附带的文化尊荣与外交红利,又必须时刻防范其背后异质性信仰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解构。于是,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汉口东正教堂,只留下了一个完美而空洞的华丽外壳,其真正的灵魂与痛苦的历史,早已被永久地封存隐藏。
关于东正教
东正教主要盛行于东欧、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自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后独立发展。它不设统一的全球领袖,而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等多个平等的主教区共同治理。东正教极其强调守成,自视为初期正统教会的传承者,神学上充满了浓厚的神秘主义与灵修色彩。其礼拜仪式保留了早期教会的古老风貌,歌唱不用乐器而全凭纯净的人声合唱。东正教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圣像画(Icon),信徒通过瞻仰圣像来默想神圣世界。
近现代时期,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近代茶贸的繁荣以及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侨民的涌入,东正教在中国北方边疆及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逐步发展壮大,在华信徒总数一度高达数十万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教区网络。在这段时期,汉口(武汉)凭借“万里茶道”南方起点的枢纽地位,逐步构建起庞大的东正教基础设施与制度化社区,在近代华中通商口岸的宗教生态中呈现出显著的繁荣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1950年代中苏两国组织的大规模“苏侨回国运动”以及白俄难民的再度外迁等因素,东正教在华失去了最核心的信徒主体。加之随后的政治运动与历史变迁,中国的东正教会的组织架构和圣事活动陷入长期停滞,导致其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
现如今,中国东正教已处于高度式微的边缘状态。目前全国官方认可的活动场所仅剩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共四处。尽管境外相关机构习惯性地根据俄罗斯族及华俄后裔的人口基数,将中国东正教徒推估为万余人,但近年学术界的跟踪田野调查证实,实际具备制度化信仰生活的教徒规模极小,且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与后继乏力特征。而在曾作为华中教区核心的武汉,东正教的信仰生态已几近绝迹。由于历史上俄国侨民稀少,所以武汉仅有一处东正教教堂建筑,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而该场所如今已不再具备任何常规的宗教功能与圣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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